本版插图/王伟宾

　　□张振营

　　万木凋零，寒风潇潇，路上的行人缩手缩脑……又到取暖季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城乡居民的取暖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回顾我的取暖经历，记忆犹新。

　　40多年前，童年的我生活在农村。那时的冬季感觉比现在要寒冷，北风呼号，鹅毛大雪没膝是常有的事儿，房檐上结着一二尺长的冰挂，河面和坑塘覆盖着厚厚的冰。

　　我家兄弟姊妹多，冬衣是个大问题，好在有辛勤操劳的娘，她会早早把大孩子不能穿的旧棉衣缝制改小，供小些的孩子过冬。没法儿一人一床被子，我和弟弟就合盖一条薄被。薄被难挡严寒，但我们睡的是地铺，并不冷。所谓地铺，就是在靠墙角摆上厚厚一层豆秆，豆秆上铺张苇席。身体刚和苇席接触时是冰凉的，躺一会儿就好了。我和弟弟脱下的棉衣全部盖在薄被上，加上身体压在豆秆上产生的热度，天亮时经常还出汗呢。

　　三间瓦房是堂屋，只在里屋前方开窗户，窗户是栅栏一样的木格子，跑风漏气，不到睡觉时门就一直敞开着，如果不生火，屋里温度比室外高不了多少。

　　那时候我家的取暖方式是父亲在屋里点燃的树疙瘩。一有空闲，父亲肩扛镢头、手握斧头就到野外找树疙瘩去了。刨树疙瘩的活儿既费力气又费时间，父亲却乐此不疲。刨回来的树疙瘩在院里堆成一堆儿，在风吹日晒中干燥，然后等待风雪的到来。

　　滴水成冰时节，父亲就会搬一个树疙瘩放在堂屋中央点燃。晚饭后，一家人围坐在树疙瘩边烤火，为了省油，从不点灯。处于似燃半燃状态的树疙瘩忽明忽暗，屋里的人也似隐似现。除了家人，烤火者中也会有串门的邻居。大人们聊着陈年往事，父亲从灰堆里扒拉出几根红薯，捏捏递给邻居一根。他也不嫌热，剥皮后吹着气咬下一口，说：“软甜。”烟雾弥漫了全屋，被熏得流泪的我过一会儿要跑到屋外透口气儿，回来时总忘记关门，娘说：“慌张得尾巴骨儿都挤折了。”父亲也被烟呛得直咳嗽，但他习惯了。我说：“烟死了。”奶奶取笑我说：“烟暖房，屁暖床。”

　　上世纪80年代，取暖用上煤了。条件好的用个铁炉子，上细下粗，上面有个盘，搁锅搁壶，下面有个盘，烤火蹬脚。条件差点的，用土坯在堂屋里垒个煤火。烧火用的煤有两种，一种是明煤，即无烟煤。一种是焦末，一般家庭用不起。明煤要到登封去拉，煤矿在山区，由青壮年劳力在入冬前结帮用架子车去拉。拉煤很不容易，拉一次要两天，带点馍作干粮。从煤矿出来要翻几个大坡，好几个人一起往上推，一车一车往上盘。有一年我三哥去拉煤，天擦黑时我们才在村外接上他，煤车刚拉到家门口，咔嚓一声车轴断了。娘吓出一身冷汗，说道：“我的娘啊，这要是坏在路上可咋办？”

　　后来，我们用上蜂窝煤取暖了。那时的蜂窝煤还不是机制的，得拉回来煤自己打。打煤球是个累死人的活儿，既要双手握着手柄往上提，又要用一只脚使劲往下踩，半天也打不了多少块。用蜂窝煤取暖时，农村的瓦房和草房大多变成了砖混结构的平房，这种房子宽敞明亮，密封严实，但也给用煤取暖者带来潜在的凶险。

　　1992年我已到市里工作，这年的元宵节市里举办灯展，我和尚在农村生活的妻子约定，让她带着女儿来市里看灯。这天下着小雪，从上午等到天黑也没等到她俩，坐卧不安的我晩上冒着风雪骑了将近两个小时的车才赶到家里。推开门时，妻子已倒在地上，我闻到了呛人的煤烟味，意识到她是煤气中毒了。叫醒昏睡的女儿时，她也一阵呕吐，我赶紧把门窗打开通风。过后想起来真后怕，那晚我要不回家，怕是再也见不到她娘俩了。

　　几十年来，我们的住房条件逐步改善，取暖方式也几经变迁，曾用过“小太阳”“油汀”之类的电暖器，也用过烧蜂窝煤的“土暖气”。小太阳也就是跟前儿热，孩子做作业时间久了会把脸烤得生疼。油汀起热慢，温度有限。土暖气房间大了不行，火一小温度立马降下来，而且不安全……

　　随着历史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取暖方式也变得越来越清洁、安全、舒适。自“煤改电”工程启动后，使用煤炭的人一年比一年少。我生活的城市早已用上了暖气。前几天回农村，见姐姐家摆了一个新物件，她说是村里给60岁以上的老人发的电暖炉，既能取暖又能烤东西……这在40多年前，恐怕想都想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