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唐兰。

《殷虚文字记》。本栏图片均为记者供图

　　□万博体育下载日报社全媒体记 者张弋

　　在中国甲骨学界，除了“甲骨四堂”，还有鲜为人知的“甲骨四少”，即容庚、商承祚、唐兰、柯昌济。

　　这一称呼源于1923年王国维为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作序：“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余所见得四人焉：曰嘉兴唐立庵友兰，曰东莞容希白庚，曰胶州柯纯卿昌济，曰番禺商锡永承祚。”当时四人皆20多岁，在甲骨文这样艰深晦涩的领域，他们如此年轻却又得到这样高的赞誉，实属罕见。

　　其中唐兰，更被后人与陈梦家、于省吾、胡厚宣并列誉为“甲骨四老”。他们为1949年后的甲骨学研究“深入发展时期”作出卓越贡献，不仅著述不辍，还大力培养接班人，使今天的甲骨研究代有传人，呈现一派兴旺发达景象。

　　唐兰幼年家境贫寒，1915年至1920年，他跟随嘉兴国医馆馆长陈仲南学中医，并在城内开设景兰医院行医。从1919年开始，唐兰逐渐对古文字的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随后进入无锡国学专修馆深造。

　　在无锡求学期间，唐兰开始涉猎甲骨文，并师从罗振玉研习古文字。其间，唐兰三年完成《说文注》四卷，毕业考获得了第一名。后与王国维相识，在研究甲骨文和金文方面得到王国维的指导。

　　王国维曾评价青年唐兰：“于书无所不窥，尝据古书、古器以校《说文解字》。”这番经历，为唐兰积累了丰厚的学术素养，更重要的是先后得到罗振玉、王国维等大家的指导和帮助，为其一生的学术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2年至1937年，是唐兰学术生涯中的重要时期，发表或出版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包括北大讲义本《古文字学导论》。其间，唐兰又写了《说文解字笺正》一书，现存遗稿是《说文》卷一上篇的三万四千余字，这是唐兰拟定撰写《古文字学七书》的最后一部，此书与其早年所写《说文注》不同，是用甲骨、金文、印、陶文、碑版、木简以及古书、字书、韵书等相互参证。

　　学术钻研之外，唐兰更有一腔爱国情怀。他在沈阳亲眼看见日军暴行，用悲愤的“楚囚”为笔名，在《北洋画报》上发表文章《呜呼！土肥原的仁政》，公开点名揭露日本关东军头目本庄繁和土肥原假仁义真侵略的面孔，文中也批判了麻木不仁的部分国人知识分子，对国家危亡漠然视之的行为。

　　北平沦陷后，北平汉奸突然宣布唐兰为古学院理事，唐兰得知后，在“理事”中第一个站出来登报声明，申明自己早已不研究什么金石古物了，以示与侵略者不合作的立场。

　　西南联大时期是唐兰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其间，他发表和出版了很多学术著作，如《中国文字学》《论彝铭中的“休”字》《洛阳金村古墓为东周墓非韩墓考》等。

　　使文字学成为真正的科学，是唐兰一生追求的目标。《中国文字学》是唐兰一生撰述最完整、影响最大的一部文字学理论著作，分前论和文字的发生、构成、演化、变革等五章。该书在《古文字学导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汉字的构成、演化、流变等动态分析纳入论述范围，并扩大视野，将古文字、近代文字、新文字、世界其他种类文字等放到一起观察，形成了一个完整、全面的中国文字学学科体系。

　　“文字学是研究文字的科学，在一个中国人看来，这个名词是很恰当的。”在唐兰看来，“因为中国的文字是特殊的，（在很多民族都用拼音文字的时期）她却独自应用一种本来含有义符的注音文字”。唐先生还说：“所以，这一种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特殊的学科，我们只有把它叫作中国文字学。”这就给中国文字学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地位，为这门特殊的学科正名。

　　1965年12月，湖北省江陵县望山一号墓出土了一把名贵的青铜剑，剑身一面近手柄处刻有两行铭文，共八个字，其中有“越王□□自乍用鐱”，还有两个字当时无人能破解是何意。

　　此时已经65岁的唐兰，收到寄来的请求破解青铜剑铭文的求助信后，立即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文字考释中。精于古文字研究的唐兰一眼就看出铸于剑上的这八个字是“鸟虫文”，是篆书的变体，笔画繁多富于装饰性，释读难度极大。于是唐兰暗下决心，要给出一个科学的答复，他夜以继日埋首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牍中。

　　郭沫若经过考证，初步认定青铜剑上无法辨识的这两个字系“邵滑”，还提出这“邵滑”就是越王的名字。面对权威，唐兰没有人云亦云，他坚持独立思考的原则，应用中国文字的变化规律，并结合扎实的古文字辨识功底，将剑上的这两个字判为“鸠浅”，然后再运用通假法，追本溯源，把2400多年来这两个字的演化和读音作了梳理，从而论定“鸠浅”正是越王“勾践”两字的通假字，由此断定这就是越王勾践的心爱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