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彬（鲁迅文学院研究员）

　　在北京的东城区，从东四到北新桥，有若干城市的地标性质建筑，在这些建筑周围，衍生出不少以其为称的胡同，这些胡同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有趣的是，这些衍生的胡同名称，却在这些地标性建筑消失以后才出现，比如东四牌楼以北、北新桥以南的几条胡同。这样的地名现象，值得研究。为什么在地标性建筑消失后胡同才以其为称呢？这说明，原来的实体地标性建筑虽然消失，却在人民的精神之中顽强地存活下来，从另一角度鲜活地展示了历史对当下的影响。

北京北新桥附近的石雀胡同王彬摄

　　一

　　东四北大街与东四南大街是北京内城南北方向的重要道路，两条大街的衔接处，在历史上曾经矗立着4座冲天牌楼，由于位于皇城东侧，因此俗称东四牌楼，而相对应的是皇城西侧也有4座牌楼，俗称西四牌楼。

　　据史书记载，位于东四路口的牌楼建于明代。清人汪启淑《水曹清暇录》云：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东四牌楼地方，生意日盛。一日忽有道士手掇烧饼一筐，挨户掗卖，每至一家，辄云买大火烧。三日后突遭回禄，道人所至之家，靡不焚毁。东西南北四座牌楼，相距各数箭远，火星飞延，一时俱为灰烬”。“掗卖”，就是强迫人家买，或者说是强卖。“火烧”是一种烤制食品，这个传说与鲜鱼口大火近似，也是有人在回禄之前卖“火烧”，而且把“咸鱼”与“火烧”一起卖，吆喝道“咸鱼（谐音鲜鱼）大火烧。”第二天鲜鱼口街便被大火烧毁了。

　　焚毁的牌楼后被重新修复。4座牌楼的样式完全一样：四柱三楼，楼顶为两面坡，上面覆盖绿色的琉璃瓦。立柱采取冲天样式，高出楼顶，两侧附以戗柱，顶端装有云罐与柱茎套。牌楼的明间宽于两端的次间，龙门枋之上是斗拱，明间是六攒五踩，次间是五攒五踩。龙门枋与额枋之间镶以华板，正中的位置嵌有一方白石匾。东曰“履仁”，西曰“行义”，南北统曰“大市街”。

　　1934年，将4座牌楼的木制主体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同时拆掉戗柱。1954年12月24日，为了改善交通，4座牌楼被拆掉，原来的路口简称“东四”。

　　东四牌楼在历史上是北京内城东侧的重要城市标志，在介绍周围胡同与建筑时，往往以其为准，清代朱一新在《京师坊巷志稿》中这样写道：

　　东四牌楼大街。南接就日坊大街，迤北午达东直门者，曰十字街。元旧称也。见析津志。井五。北有估衣市，井一。迤南小胡同，井一。西小胡同，曰老虎洞，井一。……东有二郎庙，西有回人清真寺。

　　这个路口南边的街道，原称就日坊大街，即今天的东四南大街，北边是东四北大街，东边是朝阳门内大街，南边是东四西大街，4条街道交会在一起，状若十字，因此在元代称十字街。东四路口的北侧有大慈延福宫，建于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是一座奉旨敕建的寺庙，供奉天地水三官，俗称三官庙，又相传是元代的太庙，每当庙会时，庙前两侧多设估衣摊，因此这一带又名估衣街。20世纪50年代修建对外文委大楼，将大慈延福宫的主体拆掉，只余东路部分建筑。东四路口西南有清真寺，初建于元，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重修，寺门上方悬匾“清真古寺”。由此再向南，在与灯市口大街衔接处过去有二郎神庙，也就是朱一新所说的“二郎庙”，虽然这是一座不大的小庙，然而却有些神奇，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此庙坐东向西，而西边是紫禁城，“晓日初出辄有金光射室中，似返照”。究其原因，有人猜测是“庙基址与中和殿东西向值，殿上火珠（宫殿金顶，古谓之火珠，唐崔曙有明堂火珠诗是也）映日回光耳”。二郎庙至今尚在，只是结构全变，改为小商店。但是门口仍立有一只类于狗的残破石兽，已经被岁月摩挲为乌黑的颜色。

　　二

　　明代初年，京卫有军储仓。洪武三年增至20所，且建临濠、临清二仓以供转运。各行省有仓，官吏俸取给焉。边境有仓，收屯田所入以给军。州县则设预备仓，东南西北四所，以振凶荒。永乐皇帝继承了这个制度，设置天津卫与通州左卫仓，在北京设置了37卫仓。又命令天下州县多设仓储，为了安全起见，将原本设于郊区的粮仓统统迁徙到城内。永乐九年（1411年）会通河疏浚以后，在徐州、淮安、德州设置仓库，而临清袭洪武旧制，合天津仓共5座，统称“水次仓，以资转运”。宣德年间，增设北京和通州粮仓，委派御史、户部官员与锦衣卫千户按季更换巡察，外地的粮仓则派布政、按察、都司防守。每座仓门，以退休的武官率领老幼兵丁10人防守，半年更换一次。到明英宗初期，“命廷臣集议，天下司府州县，有仓者以卫所仓属之，无仓者以卫所改隶”。意思是地方上有粮仓的就把卫所的粮仓归属于它，无粮仓的则把卫所的粮仓改为地方粮仓。根据《明会典》卷二十一记载，在明代，北京城内设有如下粮仓：

　　旧太仓十一卫，永乐七年（1409年）设。管理的卫仓有：献陵卫仓、景陵卫仓、昭陵卫仓、羽林前卫仓、忠义前卫仓、忠义后卫仓、义勇右卫仓、蔚州左卫仓、大宁中卫仓、锦衣卫仓、神武左卫仓。

　　新太仓七卫，宣德年设。管理的卫仓有：裕陵卫仓、茂陵卫仓、康陵卫仓、义勇前卫仓、大宁前卫仓、富裕卫仓、会州卫仓。

　　海运仓六卫，宣德年即海子地设。管理的卫仓有：泰陵卫仓、永陵卫仓、忠义右卫仓、宽河卫仓、燕山左卫仓、义勇后卫仓。

　　南新仓八卫，永乐七年（1409年）设。管理的卫仓有：府军卫仓、燕山右卫仓、彭城卫仓、龙骧卫仓、永清右卫仓、金吾左卫仓、济州卫仓。

　　北新仓五卫，永乐年设。管理卫仓有：府军左卫仓、府军右卫仓、府军前卫仓、燕山前卫仓、金吾前卫仓。

　　大军仓四卫，永乐年设。管理的卫仓有：永清左卫仓、旗手卫仓、大军仓、武成中卫仓。

　　济阳仓二卫，永乐七年（1409年）设。管理的卫仓有：金吾右卫仓、济阳卫仓。

　　“禄米仓二卫，嘉靖四十一年，令改府军、彭城二仓之半为禄米仓，外东仓为卫仓，内西仓为部仓。”管理的卫仓是：彭城卫南新仓、府军前卫南新仓。

　　西新太仓四卫，永乐年设。管理的卫仓是：虎贲左卫仓、金吾后卫仓。

　　太平仓二卫，弘治十七年（1504年）设，正德八年（1513年）改镇国府，十六年（1521年）仍改正。管理的卫仓是：留守前卫仓、留守后卫仓。

　　大兴左卫仓，永乐七年（1409年）设。

　　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禄米仓、南新仓、海运仓、北新仓等仓库均是为军人提供粮食的仓库，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军仓。这个制度沿袭到清代。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卷十二云：“京师仓十有三，八旗三营兵食、官军牧马豆贮焉。”又曰：“通州仓二，王公官俸廪米贮焉。”又据清人震钧《天咫偶闻》记载：“京仓之在城内者，北曰北新，曰海运；南曰富新，曰南新，曰兴平，曰旧太，皆在朝阳门北；曰禄米，则在朝阳门南。凡京官俸米，皆于此取给。又大清门东皇城夹墙内曰内仓，凡宫殿用米及庵寺糈粮，皆于此取给。然皆内新出陈，红朽者多。”米，在仓内储存的时间长了因水分减少而颜色发红，俗称老米或紫米。过去讥讽八旗子弟是“铁杆老米鼠”，便是由此而来。据鄂尔泰等纂修的《八旗通志》记载，八旗兵丁的粮食都有指定的粮仓负责，海运仓负责镶黄旗，旧太仓负责正白旗，南新仓负责镶白旗，禄米仓负责正蓝旗，北新仓负责正黄旗，兴平仓负责正红旗，富新仓负责镶红旗，太平仓负责镶蓝旗。

　　明清时期，贮存粮食的地方称“廒”，明初规定一廒三间，后改为一廒五间。廒门悬挂匾额，在上面标出某卫某号。在明代，北京与通州共有官仓20座。清代中期通州有西仓与中仓2座，北京城内则有禄米仓等13座，总计15座。其中，东直门内的海运仓、北新仓等有85廒。朝阳门内的禄米仓、南新仓、旧太仓、富新仓、兴平仓等有361廒。此外，在朝阳门外还设有万安仓、太平仓等179廒。德胜门外设有本裕仓、益丰仓等60廒。东便门外设有裕丰仓、储济仓等171廒。

　　1912年，清帝逊位，上述粮仓改为他用。其中，北新仓改为朝阳大学，现被中国中医科学院与东直门医院占用。海运仓被改为陆军被服厂，现为部队某部使用。1912年，南新仓的部分地域，改为陆军军医学校附属医院，后改为民国军政部“北平陆军总医院”。新中国成立后，由解放军某部接管。20世纪50年代初，南新仓东部改为北京市百货公司仓库。禄米仓民国时期改为联勤总部平津被服总厂，现在为军需装备研究所使用。

　　经过一百余年的风雨激荡，粮仓中的仓廒流传下来的已然不多。1985年，北京市百货公司在其所占之地兴建楼房，将仓廒拆掉了不少，未拆毁的9座则被保护下来，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从而使得今人尚能目睹明清时期仓廒的形态。廒大多是5间，面阔约24米，进深约17米，高约7米。廒的墙体厚重且收分显著，采用五花山墙，用大城砖淌白砌筑，底部厚约1.5米，顶部厚约1米，以期达到保温效果。廒的顶部覆盖灰色板瓦，明间辟有一间出楼的雨搭，顶部有气楼，底部用砖铺砌，上面铺设木板，木板架空以防潮，并在墙下设通风气孔。

　　近年来，北京市百货公司将遗存的仓廒一带改造为南新仓文化休闲街，利用旧有的仓廒，打造“新的在旧中，时尚在历史中”的文化品牌，成为一处新的文化地标。

　　三

　　北新桥，是北京内城的一个重要路口，从崇文门到雍和宫的南北大街，与从东直门到鼓楼的东西大街在这里交会。这4条道路的交会之处，在《八旗通志》附录的《北京八旗方位图》中画有一座桥梁。《八旗通志》的编纂工作始于清雍正五年（1727年），结于乾隆四年（1739年），历时12年。这说明，这里曾经是有桥的。“桥”曰“新桥”，意味着在此之前这里也应该有桥，相对过去的桥为新建，故曰“新”。

　　依据《北京八旗方位图》所绘，在此桥东侧南边第一条胡同名曰“石雀胡同”，第二条胡同称“板桥胡同”，而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京城全图”中“石雀胡同”写作“石桥胡同”。“雀”，北京人在口语中读“巧”，“巧”与“桥”读音相近。现在桥虽然没有了，但是作为地名却留下了可以让我们推想的空间。同时，说明这里的桥可能为石筑，因此附近的胡同要以“石桥”为名。由于南侧有板桥，这处石桥便以“北”为冠，又是新建，因此称“北新桥”也就合理了。

　　北新桥是一座连接南北方向的桥，东西方向有水沟，桥便横跨于水沟之上。南北方向，当然是东四北大街与雍和宫大街，而水沟方向，则自然是东直门内大街与交道口东大街，这座石桥应该位于这四条大街的交汇点上。在《北京八旗方位图》中，桥的东南方向，今天的太平仓胡同一带，画有一片湖泊，标曰“罗车坑”。“罗车”是什么意思呢？“车”可能是“家”的讹音，很可能与罗姓人家有关，而北新桥下面的那条水沟也有可能与罗车坑相连，北新桥一带的水最终会流淌到罗车坑里去。在北京的旧城，有不少这样的水坑，是消纳城市生活污水与雨水的最终之地。

　　到了乾隆十五年（1750年）绘制的《京城全图》里，作为湖泊的“罗车坑”消失了。然而，还是留下了某些地理的印迹。原本的“罗车坑”此时分裂为两个称谓，即：北曰“搭连坑”，南曰“罗刹坑”。“罗车”讹为“罗刹”；“搭连”即“褡裢”，是一种旧时搭在肩上装东西的口袋，很可能是以此形容那一带的地理形态。无论是“罗刹”还是“褡裢”，在它们的尾部都缀以“坑”字，从而指明历史深处的真相。而位于新太仓东侧的学房胡同，此时改称官房胡同，到了清代末年再次改称北沟沿，或许是沧浪水波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记忆，从而暗示给我们一条通向历史深层的小径。

　　那么，名曰“北新桥”的那座桥是何时消失的呢？在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李家瑞编纂的《北平风俗类征》中，转引了清代沈太侔《春明采风志》中与北新桥有关的“催灯梆”：

　　催灯梆：五夜街市人海，常恐惹是生非，官厅暗嘱更梆，三更便打五更。早先步营雇乞儿作梆夫，行则结队。北新桥心，西满北蒙，东属汉军，五夜二更时，三队数十夫，相遇于桥间，各列其队，喊号一声，群梆敲起，递换梆点，如曲牌然，声闻多远，游人奔赴，四面碴严，皆看梆而不看灯，而灯不散则不已也。

　　大意是清代的北京，流行一种“催灯梆”，元宵之夜，人多而易生是非，官府担心出事，于是想出一个缩短时间的主意，叮嘱更夫把三更打成五更，所谓“三更便打五更”。为此官员们预先雇来数十名乞丐，如同兵卒一样穿上号衣，排着队，所谓“行则结队”，来到“北新桥心”，西边是满八旗，北边是蒙八旗，东边是汉军八旗。午夜二更时“三队数十夫，相遇于桥间”，按照预先布置的方位站好，号令一出，群梆敲起，声震数里，游人奔赴以为奇观。而这时的更夫也非常卖力气，“递换梆点，如曲牌然”。人“皆看梆而不看灯”，本意是催促逛灯之人早早散去，却适得其反使游人留住脚步，直到灯会彻底结束。“三队数十夫，相遇于桥间”，一方面说明此桥之阔大，同时也说明沈太侔著文时北新桥尚存。具体是什么时间呢？沈太侔，名宗畸，生于1857年，卒于1926年，曾任礼部祠祭司，在清末民初，与徐凌霄、袁克文、徐半梦并称北京四大才子。沈太侔25岁时随父亲来京居住，那一年光绪八年（1882年）。这就是说，在1882年前后，北新桥还是存在的。

　　北新桥东北角曾有一座精忠庙，供奉岳飞像。据1928年《北平特别市寺庙登记》，此庙建于清道光七年（1827年），占地3分有余，有8间殿房，除大殿内供奉“岳夫子像”外，余房出租。岳飞庙的门牌是北新桥东大街137号。据说庙里有一口井，井里有铁链子，锁着一条恶龙，因为害怕它出来兴风作浪，所以这里的石桥叫“北新桥”。关于这个故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阅读金受申《北京的传说》。

　　1949年以后，在精忠庙的位置兴建了大华百货商场。2004年在开挖地铁5号线时，在原来精忠庙的位置上发现了一座残井，不知是否与那口井有关？关于岳飞庙与水井，孔庆普在《城：我与北京的八十年》中有一段记载：当时的雍和宫大街南口22号养路工程事务所一工区“原是岳飞庙，南北两进院，后院正殿五间，无神像，两端各有两间耳房。东西配殿都是三间，墙壁上绘有神像。南面是一道砖墙，上部是花墙，中间有一个类似垂花门的门楼，花墙南面是前院，前院的南面是23号院的北房后墙，前院西面开街门。”“1952年初夏，不知从哪儿传出一个‘北新桥岳飞庙里的神像后面有一口井，井里挂着一条铁链子，井里拴着一条龙的谣言’。”于是每逢星期天市民纷纷到这里寻找岳飞庙，“想看井中的龙”。“附近的住户家家门口都贴上一个纸条儿‘本宅无井更无龙’。”养路工程事务所一工区上挂一个牌子，上写：“本院原是岳飞庙，三十年前已无神像，院内有一个渗水井，既无铁链子，更无龙。一切传说都是谣言。”经领导同意，后来一工区又在门口贴出公告曰：“兹定于4月20日星期天，本院开放，接待市民参观。”后来《北京日报》也做了报道，此后，“再无人来找‘井’和‘龙’了”。

　　四

　　今天东四的东北一带，有十四条以“东四”为冠、以“条”为尾缀的胡同，即“东四头条”至“东四十四条”。但是，在明人张爵编制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这一带只有4条以“条”加“胡同”为称的胡同。即：头条胡同、二条胡同、三条胡同与四条胡同。四条以北的胡同没有名称。到了清乾隆年间，那些没有名称的胡同被依次冠以五条至十一条，到宣统年间增加至十二条。1965年以后又增加至十三条与十四条。然而，在1958年以前，这些以条为名的胡同并没有和“东四”相联系，就是说，其前并没有冠以“东四”或“东四牌楼”这样的城市标志，只是以数字为顺序，称“某条胡同”而已。1958年以后，消失了的4座牌楼反而成为胡同名称的组成部分，这种现象是不是对历史记忆的温情延伸呢？下面做些简单分析。

　　东四头条，以其东四牌楼西北第一条胡同而得名。东四头条的西口位于今天东四北大街东侧，由此向西至延福宫后身，再向南折至今天的朝阳门内大街，是一条从西向东再向南折的胡同，分东西与南北两段。1969年修建外交部大楼与文化部宿舍，将胡同截断，东西与南北两个段落不再连接，其中文化部宿舍出口的一段小巷便是历史上东四头条南北段的遗存。

　　东四二条，原为丁字形道路，西口是东四北大街，东口分为两端，北端与东四三条，南端与东四头条相通。现在只有北口与东四三条相连。

　　东四三条，西口是东四北大街，东口是朝阳门北小街。这条胡同笔直悠长，胡同西口南侧是清孚郡王府后墙，胡同两侧多植槐树，树干粗壮，冠幅巨大，是东四三条的显著景观。

　　东四四条，西口是东四北大街，西段有两条南北方向的支巷与东四五条相通，西侧的原称西水车胡同，东侧的称东水车胡同，1958年改为今名。

　　东四五条，西口为东四北大街，中间曲折，东口为朝阳门北小街。明代这条胡同西段无名称，1958年改为今名，1965年将华百寿胡同并入统为今名。

　　东四六条，西口是东四北大街，东口是朝阳门北小街。1958年定为今名。

　　东四七条，东西两口同东四六条。1958年定为今名。

　　东四八条，东西两口同东四六条。明代称正觉寺，清代改称八条胡同，1958年改为今名。

　　东四九条，东西两口同东四六条。明代无名称，清代改九条胡同，1958年改为今名。

　　东四十条，西口在东四北大街，东口至东四十条桥。明代无名称，清代称十条胡同。其西口原先只到朝阳门南小街北端，再向东是旧太仓（百万仓、南新仓）的西墙。1953年拆除旧太仓（南新仓）北部，开辟城墙豁口，拓宽道路（将道路北侧院落中的前部拆掉），并将十条向东延伸。1958年改为今名，1965年将甜水井胡同并入统为今名。1971年在十条东口修建立交桥，1999年将道路再次拓宽。

　　东四十一条和东四十二条，西口在东四北大街，东口在东直门南小街。

　　东四十三条和东四十四条，西口是东四北大街，东口在东直门北小街。东四十四条位于新太仓南门。清乾隆时称王寡妇胡同，宣统时东部称五显庙胡同，西部称船板胡同。1965年将两条胡同合称今名。有三条支巷与东四十三条以及北部小巷相通。

　　从东四牌楼到北新桥，总结作为城市地标衍生的胡同变化，似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1958年前东四牌楼没有作为胡同名称，1958年以后才作为胡同名称，那些胡同数百年来只是简单的“数字”加“条胡同”，从四条到十一条，再到十二条、十四条，均与东边的4座牌楼无关，然而，在牌楼消失以后，东四牌楼却突然以简称的形式成为这些胡同的称谓，这就如同北新桥周围的胡同，也是在城市标志消失后才成为胡同之称，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方面说明人们对胡同的标志性与方位感增强了，另一方面是否也说明记忆深处某种意识的苏醒呢？

　　与东四牌楼、北新桥不同，海运仓、北新仓、南新仓与旧太仓乃至早已消逝的新太仓都已成为胡同的称谓，反复出现，这里面又有什么原因呢？而且令人奇怪的是，从东四到北新桥一带许多大胡同的名称出现得很晚，比如东四五条以北的胡同，而许多窄小的胡同反而早有名称，比如流水沟、铁匠营之类，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可能由于那里的地理或人文标志具有特殊性，易于成为区域性的名称，而一些大的居民区由于缺少特殊标志，故没有名称。

　　东四头条至十四条在历史上大多分为东西两段，东段在明代多数已有名称，西段北部却大多没有名称，原因为何？简单的解释是，东段胡同靠近粮仓，是当时的热闹之处，西段北部的胡同靠近东四北大街，现在是繁华之处，而当时却是冷清的，故而原先没有名称。历史就是这样奇妙——冷清与热闹是可以互易的。

　　《光明日报》（2024年12月20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