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话题“你们有被校园霸凌的经历吗？”下，一些网友主动揭开儿时记忆里的伤疤，上千条的跟帖和回复中，被孤立、被排挤、被打骂的经历令人触目惊心，但这也只是校园欺凌的冰山一角。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9年公布的144个国家的相关数据显示：全球学生中，平均每3个学生就有1个遭遇过校园欺凌。

　　校园欺凌，发生得“毫无缘由”

　　“我从初二开始被欺凌，大概十三四岁左右。有一次放学的时候在校外刚走几步，就被一件校服盖住，也不说是什么原因，好几个人轮流打我的头，他们都是学校里的‘小霸王’。”30岁的吴慧回忆道，这是她至今也忘不掉的场景。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副研究员、二级心理咨询师王葵认为，未成年人可能会通过欺凌行为来提高或确认自己的“社会地位”，也有一部分欺凌者是由于怕被排挤和欺凌，所以选择“跟风”。

　　“后来我的好朋友也开始冷暴力我，还把我送她的画撕碎扔进了奶茶里，然后把奶茶洒到我的抽屉里。”吴慧想不通，为什么自己的好朋友也要这么做。

　　“我觉得没有任何源头，可能因为我是新来的，始作俑者觉得好玩，喜欢征服别人和欺负别人的感觉。”程苇曾在四年级时经历了校园欺凌，每晚自习结束，回到寝室后同寝室的女同学都要求她脱去衣服，还有一次寝室突然闯进一个男生目睹了这一切，程苇刻骨铭心地体会到了被羞辱的感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孙锦露通过长期调研总结出，未成年欺凌者的心理需求可以划分为五个类型：故意玩乐型、引起注意型、宣泄压力型、同伴归属型，以及财物获取型，他们通常会在欺凌的过程中，产生对他人的剥夺感和控制感。

　　长大的被欺凌者:“身体脱离了危险，心理上仍在发炎”

　　王葵介绍，校园欺凌对被欺凌者的影响，不会随着欺凌终止而结束，大概率是终生的。

　　自从经历了校园欺凌之后，吴慧对任何人和事都非常敏感，怕自己说错话，有些事即使与她无关，也会先陷入内耗和自责，做事情畏手畏脚，极度缺乏安全感。大学时期，她意识到自己已经患上了抑郁症。在不断地自我调节之后，吴慧逐渐疏解了抑郁情绪，运动和兴趣让她的精神世界变得更为丰富。不过，直至现在，每每看到校园欺凌的新闻事件，她依然会十分气愤，甚至想哭。

　　校园欺凌对于受害者的心理来讲，就像打碎的玻璃，一旦发生，就很难复原。在孙锦露之前接触到的案例中，被欺凌的未成年人普遍留下了心理创伤，自我评价体系受到了伤害，严重影响到个人幸福感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另外还有一些后果严重的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程苇在大家眼中曾经一直是一个外向开朗的女孩，“从那以后，我就很内向。只是我在家人面前都装作无事发生的样子，我跟朋友、老师说话的时候其实会不自觉地发抖，只有我自己知道有多紧张。”读大学时，程苇曾有过自杀的念头，但她及时打消了这个念头，“杀不死我的，终将使我更强大”。

　　孙锦露介绍，校园欺凌事件可能会给受害者带来一些应激反应，而这些反应也会被他们泛化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在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方面遇到一些困难，比如社交回避或是与同龄人的关系紧张等。她建议受害者寻求专业心理咨询的团队进行治疗，通过行为训练去改善心理状态。

　　“再让我选一次，也不会告诉父母和老师”

　　“我不喜欢把事情闹得很大，也不觉得有人能站在我身边。即使跟他们说了，也没有什么用处，反而会让那些欺负我的人变本加厉。”即使再给吴慧一次回到过去的机会，她仍然不愿把被欺凌的事情告诉父母。

　　吴慧被同学欺凌之后，第一个告诉的是高年级的哥哥，哥哥找了几个个子高的同学护送她上下学，确实“吓退”了一些想在校外欺负她的同学，但在校内发生的欺凌仍在持续……

　　“独自承受”几乎是每个校园欺凌受害者的选择，一个未成年人，为什么会选择独自面对这种压力？

　　孙锦露调研发现，78.7%的同学认为老师干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还会引来变本加厉的报复。被欺凌的孩子一旦有了强烈的羞耻感，当自己无法面对这种情绪，又找不到别人帮助的时候，就会选择把这一切默默地藏在心中。

　　“我当时不好意思跟我父母说，我真的觉得很丢人，我想自己解决这个事情，但是我又解决不了，所以就一直忍着，直到我终于成功换了寝室，这件事在我身上才算结束。”程苇说。然而，对于室友的欺凌，随着程苇的离开，转移到了下一个搬进来的女生身上。

　　无休止的校园欺凌击垮了被欺凌者的信任围墙，他们并非不想求助，只是在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应对着这一切。

　　孙锦露分析，容易被欺凌的孩子，通常在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中缺少支持，缺乏信任感。而且，在未成年人之间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要在他们之间解决，如果告诉家长、老师等成年人，会被认为是一种背叛和告密。

　　“孩子，不是你的错”

　　根据王葵的观察，被欺凌者往往在某一方面处于弱势，比如不善社交、体格弱小、太胖、低自尊等，他们知道自己存在这些“弱项”，这就导致他们可能会错误地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欺凌行为往往发生得比较隐蔽，不过仍然有一些行为和现象可以为细心的家长和老师提供线索。”王葵梳理出了一些被欺凌者的常见特点：心情低落；身上有难以解释的伤痕；衣服或财物总是丢失；睡眠突然变得不好，甚至夜里会被噩梦惊醒；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成绩突然下降；找各种理由不想去学校；突然不愿意联系之前的朋友，回避社交；责怪自己没用；等等。如果发现孩子有以上特点，就要及时了解情况并积极和孩子建立沟通。

　　那么，如何正确和孩子沟通？王葵建议，成年人在处理孩子被欺凌的过程中，需要给予被欺凌者百分之百确定的信心，被欺凌不是他的错，错误在于欺凌者。特别避免说出“如果你……，他们怎么会欺负你？”不要责怪孩子之前为什么没有告诉你，不要责怪孩子为什么没有反抗的勇气，这样的语言本身缺乏共情，暗含了被欺凌的孩子需要对欺凌行为负责。

　　“家长应该建立开放的沟通环境，让孩子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愿意自由、放松地跟家人交谈，引导孩子了解校园欺凌的实质，鼓励他们在遭遇欺凌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并确保家长可以给他们足够的支持。”孙锦露建议。

　　此外，如果想尝试勇敢地反击，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比如要有强健的体魄，学会一些保护自己的方法。孙锦露提醒，如果已经遭遇欺凌，可以尝试取证，一旦认为没有办法在校园范围内处理时，可以考虑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

　　欺凌者往往也是“受害者”

　　校园欺凌不仅对受害者产生负面影响，对欺凌者的发展同样有极大的不良影响。

　　“家长千万不要因为孩子是欺凌方而庆幸，觉得他将来不会吃亏。”孙锦露提到，暴力是一个不断累积和增强的过程，如果错过了最佳的矫正时间，未来进入社会，欺凌者就有可能做出更严重的欺凌行为，甚至涉及刑事犯罪。

　　王葵介绍，欺凌者成年后更容易酗酒，也更容易卷入打架斗殴事件。早在20世纪70年代，挪威学者丹·奥维斯（Dan Olweus）对瑞典儿童青少年的追踪研究显示，欺凌者成年后的犯罪率更高，大约60%的欺凌者在24岁前至少有过一次犯罪经历；35%—40%的欺凌者在24岁之前有过三次或三次以上的犯罪经历。由此可见，对于欺凌者的行为和心理矫正更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参与到校园欺凌的学生，家庭、学校，乃至社会都要及时地给予矫正，通过不断地教育，培养未成年人包容、善良、尊重他人的素养，建设健康的校园文化和环境。

　　学校是第一阵地，但不是唯一阵地

　　学校一定是制止校园欺凌发生最重要的环节。孙锦露认为，学校应该制定清晰明确的反欺凌政策，明确学校会如何处理欺凌事件，并确保学生、家长和所有教职工知晓，以便每个人都能站出来制止。对于已经发生的校园欺凌事件，学校可以提供一些支持服务，让辅导员或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帮助那些校园欺凌的受害者治愈心理创伤。

　　防治校园欺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作，需要未成年人、家长、学校、社会等多方面的协作和努力，共同保障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