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海燕（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

　　国家礼乐机关是“乐府”概念最早的指称，且该内涵直至清末仍然沿用。汉、唐两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王朝，也是乐府建设与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在由汉至唐的发展与嬗变历程中，乐府艺术对于中华文化的沉淀与构成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其中蕴含的政治哲学思想也值得我们关注。

　　乐府的仪式功能：天人同构

　　郊庙祭祀是历代朝廷乐府建设的重心。乐府始设于秦，汉初沿用，司宫中日常用乐。后因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之需，改革郊祀礼仪，将乐舞之事委任乐府，令其“采诗夜诵”，乐府遂拥有参与国家最高规格祭礼活动的职权。郊祀者，祀天地、日月、山川河流之属，对象为自然神。庙祀者，祭拜对象为祖先神。祭祀礼仪缘于古人敬畏自然之心，探寻人、神即人类与自然交流沟通的渠道。《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刘康公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汉书·郊祀志》亦曰：“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乐府部门在秦汉的设立与职能嬗变，就与这一时期祭祀制度沿革有直接关系。

　　汉武帝扩张乐府，以宗教艺术形式提升政治能力，为战国以来各地流行的神灵信仰重构谱系。其以楚人世代信奉的“泰一神”凌驾诸神之上，彰显“泰一”权威，象征君权至上。与之同时，天神“泰一”协同地神“后土”及众神灵，与祭祀者一起，构筑了“天地人”一体化的观念。汉郊祀歌《惟泰元》唱：“惟泰元尊，媪神蕃釐，经纬天地，作成四时。”泰元，即泰一神。媪神，地神也。天地运转，有其规律，“阴阳五行，周而复始”。汉郊祀祭神，除祈福、长生、颂德外，还时时流露对于自然天道的感知。《青阳》《朱明》《西颢》《玄冥》为汉时广传的迎时气乐章，所祭依次为东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各司春、夏、秋、冬四季。四篇乐歌分别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为主旨，代表了古人对自然节气及其变化规律的认识。祭者通过歌颂相应季节的典型风物，努力建构人与自然最和谐的共生关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建构人类与自然的良性互动，这一体现于祭祀仪式中的天人同构观，对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亦有借鉴意义。

　　基于天人同构、天道人道合一的观念，乐府礼乐制作往往融入彼时人类在五行、天文、术数等方面的知识信仰。汉郊祀歌《帝临》曰：“清和六合，制数以五。”南朝谢庄造《明堂歌》：“依五行数，木数用三，火数用七，土数用五，金数用九，水数用六。”（《南齐书·乐志》）其《宋明堂歌》五篇，各依五行数字定其歌辞句式之长短，成为“以数立言”最典型和极端的乐歌制作。之后南齐谢超宗造《齐明堂歌》，谢朓造《雩祭歌》，北齐造《五郊迎气乐辞》,庾信于北周造《周祀五帝歌》和《周五声调曲》，都承袭了这一思维。梁武帝制国乐，看似自我作古，然“十二雅”乐名全自经书中来，“止乎十二，则天数也”，仍然深刻地融入了术数天命思想。

　　大唐雅乐“十二和”的创制，既是周汉以来乐府礼仪天人同构观念的延续，又向地域文化、民族心理方面扩展深化。唐初祖孝孙修订雅乐，于贞观二年上奏朝廷：“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以十二律各顺其月，旋相为宫。按《礼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故制十二和之乐。”（《旧唐书·音乐志》）显然，唐雅乐“十二和”之规制，直接沿袭梁武帝国乐“十二雅”，但其乐舞艺术乃“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不仅追溯周汉以来雅乐遗制，复综合吸收南北朝经分裂、迁徙、再度融合之后的乐章、乐制。大唐雅乐“与天地同和”的礼乐思想，凝聚南北人心、各族文化，形成对中华礼乐文明的重新整合，体现唐王朝承古、创新的开阔政治格局。

　　乐府的音乐构成：华夷共存

　　周代礼乐有“九夏”乐章，广泛用于郊庙、燕射场合，奠定了后世乐府雅乐的基本功能属性。郑玄注《周礼》：“夏，大也，乐之大歌有九。”称其“大”者，谓礼乐之大也，这也是早期华夏文化十分重要的鉴别标识。《尚书》称：“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左传》载孔子语：“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华夏之称，均指汉民族所居中原地区的政权统治，其周边则称四夷。华夏之特征，尤以地域、血统与礼义为标识。故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进一步阐释：“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汉以后“九夏”乐章的乐舞形态虽未能完整流传，但历代朝廷对于乐府雅乐的建设，力求追摹古制。汉初叔孙通依秦乐人制宗庙乐，因其“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肆夏》《昭夏》《皇夏》等乐，直至南朝宋齐及北朝北齐仍有施用记载。

　　南北朝分裂之时，南北政权往往通过乐府建制中的华夏音声，宣示为中原王朝的正统继承者。梁武帝在这方面尤其重视，亲自带头制作国乐。史载：“梁武帝本自诸生，博通前载，未及下车，意先风雅，爰诏凡百，各陈所闻。帝又自纠擿前违，裁成一代。”（《隋书·音乐上》）所谓裁成一代，即梁武帝创制国乐“十二雅乐”。以“雅”为称，亦《诗序》“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在史家眼中，萧梁政权因此获得了承续华夏正统的唯一地位。与之同时，北朝政权也积极争夺中原正统，《魏书·礼志》载中书监高闾议：“臣闻居尊据极，允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在占有中原旧地之后，北魏统治者积极推行汉化，对于中原旧乐十分看重。北魏“高祖讨淮、汉，世宗定寿春，收其声役，江左所传中原旧曲……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清商》。至于殿庭飨宴兼奏之”。（《魏书·乐志》）由于对中原旧乐与江南新声的文化渊源辨析不够，北魏朝廷并未获得真正的华夏雅乐，其后北周、北齐虽继续改制，无奈国祚不长，难免仓促。鉴于此，史家评论北周虽然“式遵周旧，依三材而命管，承六典而挥文。而《下武》之声，岂姬人之唱，登歌之奏，协鲜卑之音，情动于中，亦人心不能已也”。（《隋书·音乐上》）直至隋开皇九年，隋文帝平陈后，获江左旧工及四悬乐器，令廷奏之，叹曰：“此华夏正声也，非吾此举，世何得闻。”尽管此时的“江左旧乐”与两汉魏晋相承而下的华夏音乐已相去甚远，但毕竟代表了中原旧乐最直接的血脉流向。隋文帝收获“华夏正声”，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拥有了正统王朝的继承权。故隋唐两代在宫廷乐部的设置上，特别重视《清乐》。北宋王朝，数次改易雅乐，同样基于与异族政权对峙而亟求宣示正统的心理。

　　汉唐乐府建设虽重华音，对异族音乐也有广泛吸纳。汉横吹曲最初就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的西域乐《摩诃兜乐》，后经李延年改以“新声曲”，广泛用于皇帝出行武乐。汉横吹曲于魏晋后音乐形态不传，但不少乐曲题名如《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关山月》等，后人拟作多叙边地客游、离别远行，成为边塞诗经典题名。北朝乐府曲传至南朝，被梁代音乐机关保留，是为《梁鼓角横吹曲》，亦为南北音乐交流之力证。隋大业九部伎《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自《清乐》《西凉》以下，皆为异族音声。大唐贞观十部伎，“凡大燕会，设十部之伎于庭，以备华夷”。贞观十部伎相较隋九部伎最大的变化，是将本朝新制《燕乐伎》置于首位，可见唐统治者勇于创新的文化心理。唐代音乐中有大量来自异域或边地的乐种，大曲如《凉州》《伊州》《渭州》《甘州》《陆州》《石州》等，《教坊记》所记大量小曲名，都有异域来源。“以备华夷”的音乐观念，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在音乐文化方面包容开放心态，倡导华乐与夷乐和合共存。

　　汉唐乐府体系尊崇华夏正音，同时包容吸纳四方夷乐，以华夏礼乐传承为主干，与多民族、多文化共生共存。乐府音乐的多元统一，充分体现中华文明的包容、统一特性，对于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也有可借鉴之处。

　　乐府的艺术精神：文武兼济

　　文武兼济是乐府艺术作为国家政治精神的另一重要特征。《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两端相反相成，相互推移。天体如此，人道亦然。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周存六代舞，至秦唯余《韶》《武》两乐，成为后世文舞、武舞的源头。汉高祖创《武德舞》，“以象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也”。汉文帝创《四时舞》，“以示天下之安和也”。此后历代朝廷乐舞制作，皆有文、武两类。武舞张扬武功，文舞宣示文德，表演时体现在服饰、舞具、动作、音乐等方面。不唯雅舞，杂舞之中也不乏武事，如汉高祖将阆中巴渝地区的民间舞蹈采入乐府，称为“武王伐纣歌也”。据魏初王粲改作后的《魏俞儿舞歌》，其中《矛俞新福歌》唱“安不忘备武乐修”、《弩俞新福歌》唱“应桴蹈节，俯仰若神”，均可想见该舞蹈之杀伐场面。居安思危，不忘创业艰难，是汉乐府张扬武乐的重要原因。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汉哀帝罢撤乐府机关，孔光、何武等人对乐府名录加以清点，彼时乐府部门不仅承担郊祭礼，还负责朝仪礼，其中就有“朝贺置酒陈殿下，应古兵法”的仪式。乐府人员参与朝贺礼，有着严格的程式以及兵学象征意义。

　　文舞、武舞各尚其德，施于国家礼仪，相辅相成。曹魏时期，缪袭造鼓吹十二曲以代汉曲，前九曲均赞美曹操平定四方武功，第十曲以后始言魏文帝受命，末曲颂魏明帝致太和。歌颂创业艰难，昭告子孙开拓守成的思想，在国家礼乐建设中成为传统。两汉以后，历代文舞、武舞之制相沿成习，魏晋有《咸熙》《武始》，刘宋有《凯容》《宣烈》，梁制《大观》《大壮》，皆各为本朝文舞、武舞。北齐及隋直接以《文舞》《武舞》称之。唐仪凤二年，太常少卿韦万石总结道：“先儒相传，国家以揖让得天下,则先奏文舞。若以征伐得天下，则先奏武舞。”唐乐府有武舞《破阵乐》、文舞《庆善乐》。《破阵乐》缘于唐太宗征伐四方，舞人有“发扬蹈厉”之容。虽与文容有异，但唐太宗认为：“功业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于乐章，示不忘于本也。”又令魏徵、虞世南、褚亮、李百药等人改制歌辞，更名《七德》之舞。舞人也增至一百二十人，“被甲执戟，以象战阵之法”。唐太宗又补充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随后，又创制文舞《庆善乐》（后更名《九功舞》），其“舞蹈安徐，以像文德洽而天下安乐也。冬正享燕及国有大庆，与《七德舞》偕奏于庭”。文武相济的精神引导，令其时政治充满活力，文化上积极进取。后人以“盛唐之音”指称繁荣昌盛的大唐文化，足见音乐艺术的重要贡献。

　　天人同构、华夷共存、文武兼济，是乐府作为国家礼仪部门承载与宣示的文化思想与政治精神导向，也是中华文明与民族性格中的重要内容，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光明日报》（2023年10月23日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