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城

　　《隐入尘烟》是一部诗电影，这首诗由许多个精准而含蓄的细节组成。做旧的墙、农时的变化、甘肃农民说话的方式、随着时间更迭而微微变化的“喜”，李睿珺严谨地计算着这部电影的每一步，为了拍摄出每个时令最准确的风景，剧组拍摄的进度也严格依照季节来进行。如果说电影是细节的艺术，那么《隐入尘烟》是一个很好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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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睿珺是一位让他故乡所有的亲戚都变成演员的导演。迄今他导演了六部长片作品，其中《老驴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家在水草风貌的地方》被归纳为“土地三部曲”，《隐入尘烟》延续了前作的土地关怀和人文情节，在剧作上更加凝练。许多人去到远方，才能更好地理解故乡。李睿珺辗转山西、北京、上海、欧洲，执着于记录的却是故乡人事。

　　《隐入尘烟》的拍摄地就是他的故乡甘肃张掖花墙子村。他记录乡村，但不像鲁迅那般具有浓郁讽刺和寓言，也不似沈从文描绘怀旧感的乡愁，他的电影质感朴拙、本分，有回望但不沉湎，有反思但不刻薄，整体叙事如同漫漫黄沙中搀扶前行的乡民，他们被时间和命运摆布，陷入到身不由己的处境，但他们依然在有限的空间里腾挪，一点一点改善属于自己的生活。

　　《隐入尘烟》的主角是一对村庄里的失语者。一位是患有疾病、身体残疾的贵英，一位是勤劳能干但在村子里没什么地位的光棍有铁（老四）。这部电影仿佛平铺直叙地拍摄了他们生活的切面：被嫌弃、被误解，又携手陪伴彼此，在种麦子、孵小鸡、盖房子等一件件事情中，品味到一嘴生活的甘甜。它是一个从泥土里长出来的爱情故事，换个角度想，宛如西北乡村版的《爱情神话》。但另一层面，它又是一个悲凉到令人难受的故事。与土地伴随的农民，一生无法离开土地。当他有机会搬到新的房屋，他脱口而出的问题是：驴怎么办？小猪、小鸡由谁来养？种了麦子的土地又怎么办？

　　这是一个人用了全部力气适应农耕秩序的故事，但他面对的又是一个农耕秩序走向瓦解的年代，而他已经中年，很难再学习城里人的活法。此种人生悲凉，令我想到世纪末下岗潮的国企工人，老四所面对的尴尬，并不只是农民才会有的尴尬，它是一种人与时代浪潮错位下的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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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部电影，需要摒弃一些偏见。比如：两个人为何经常沉默；老四为什么不拒绝献血的要求；贵英与老四为何对苦难选择默默的承受。如果在接受大学教育、成长于城市的观众看来，这种默默承受似乎是不能理解的，是软弱的应当被批判的，但是不要忘记，当我们真正说尊重一个人，首先要看到的就是人的局限，人在环境中沉浮日久不可能轻易改变的习惯。所以，当一个创作者认真观察一个人和他的生活，恰恰是因为真实，他才不能把人物变成纯粹正确的道德样板、不能为了迎合观众，就让人物说出他不可能说出的话。

　　老四缺乏社交、朋友不多，他的生活经验由下地干活和保护贵英组成，他不可能像城市知识分子那样说话。贵英患有疾病，从小承受苦难，很少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她可能对自己的遭遇有一种本能般的敏感，但她的生长环境、她的语言系统，决定她不可能像张爱玲、像丁玲那样表达出来，她就是贵英，如果我们真的尊重她，首先不妨尊重生长环境呈现在她身上的种种无奈。

　　老四与贵英的爱情是《隐入尘烟》中最动人的部分。衔泥筑巢、用电灯照射孵化小鸡、雨夜出门、抢救盖房的土坯……片中老四与贵英的对话简短而含蓄，淳朴而真挚的情愫却流淌在具体的生活细节里，当电灯穿过纸箱的洞眼，灯光如花朵般洒在墙上，老四摇晃纸箱，让灯光洒在贵英的面庞上，这是属于他们的浪漫，是他们生活中的灵性时刻。

　　影片中有一幕简短而动人的对话：老四进城拉东西，归来时，贵英提着手电筒在村头等候，她怕水凉了，把瓶子包裹在胸口衣服里。老四说天冷，怪她何必在此久等，贵英说：“水冷了三次。热一回（你）没回来，热一回（你）没回来。”老四接过热水瓶，又握住贵英的手，给她取暖。

　　在麦秸堆旁，老四用麦粒在贵英手背上印下一朵梅花。贵英用草秆编织一个小毛驴给了老四。影片结尾，草叶小毛驴还在老四的手上，可毛驴身上的枝叶已经枯黄。影片中这些小小的细节，增添了生活感，也让人被老四与贵英的爱情所打动。但这不是乌托邦式的爱情，影片没有过度美化两人的关系，当老四让贵英帮忙把麦捆子叉上车，贵英因为身体原因屡次失败时，老四也会责备贵英，甚至说出骂人的话语。从山沟沟里长大产生的积习，不可避免令他沾染一些乡土社会观念的局限，但他源自于内心善良的关怀与尊重，使他与贵英的关系不是一个单纯的男性拯救女性的故事，他们其实在互相拯救彼此，让彼此单薄残酷的生活多了一丝值得留恋的理由。

　　贵英去世时，有人对老四说：“你坐一会儿，不要太伤心，你现在房子、粮食都有了，一个人生活也挺好的。”电影没有在这里戛然而止，而是后面延长了一段叙事，呈现了老四在贵英去世后茫然无措的状态。他看似得到了更好的生活，可是他生命中最珍惜的部分被上苍收走了，他拥有了一间新的房子，他的日子看起来终于要摆脱贫困的境地，当他抬头回望，墙上悬挂的却只是沉默的黑白相框，再也没有一双温暖的手牵住他的手，再也没有一个人捂着热水瓶守在他牵驴车归来的路上。那一刻他才恍惚意识到，什么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什么是他生命中最温暖最快乐的成分，而他已经永远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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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爱情，《隐入尘烟》内在的主题是时间。人如何与流逝的时间共处，如何面对命运无常，这是电影的潜在主旨。乡土社会的生死很常见，人们的死亡忽然而已，并无戏剧上的精心安排，就如人们的生，命运的残酷在于它的随机。

　　片中贵英之死是争议之处。那么重要的人物，那么潦草地死了，有观众质疑是否过于残酷？从情感上，我希望贵英和老四一直好好的，我害怕看到他们中有人离去，但人世的无常总是事与愿违，贵英之死是一出意外，甚至不必牵强地解释意外背后的必然，无论是贵英之死，还是贵英与老四最初的结合，其实都源于意外，而人世间种种遗憾是由一个个意外组成，我们从中谛听上天的玩笑，它嗤笑着人定胜天的念头。

　　因此，贵英之死，就和整部《隐入尘烟》一样，都是理解一种人生观、命运观的切口。解释太轻，生活太重，艺术的分量在于它坦诚地面对生活本身，它去呈现生活不可解释的部分，而不是急于为生活下一个定论。

　　《隐入尘烟》的叙事固然有商榷之处，但李睿珺对于此作的耐心、精细也值得被看见。在发表于《人物》杂志的讲述里，自述为了完成这部作品，他花了一年创作剧本，再用十个月去拍摄。拍摄前，他做了严密的计划，所有的拍摄都是按照植物和动物的真实生长周期而来，例如“麦子是几月份种，树是几月份发芽，候鸟是几月份来，蝌蚪是几月份出现”，这些导演都做了细致的整理，电影中有一处细节：“贵英在地里一铲，不小心铲掉麦苗，那个麦苗带着谷壳，带着麦粒的形状，下面长着根须。”这个细节在观众看来平平常常，对于拍摄来说却要把日期捉得很细，要准确地拍出那个镜头，那样的麦苗模样，唯有把握住麦子从抽了麦穗到变黄之间的那段时间。

　　类似的细节，李睿珺都记在剧本里，他是用一个写实主义的思路在构建电影，先用写实营造氛围，令观众感到自然，再在这个氛围里营造诗意，可以是浪漫，可以是伤感，但不能脱离现实，或可概括为“诗意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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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电影的表演之所以那么“真”，是因为除了女主演海清之外，其他演员大部分也是村里本来的人，他们就是从小在花墙子村长大的。比如，演老四的武仁林是李睿珺的小姨父；运输粮食的老板是他的哥哥；组织大家来开会、献熊猫血的村长是李睿珺的父亲；演贵英嫂子、提醒她去撒尿的，那是他的母亲。电影一开始，喊老四说“你赶紧来啊，穿上你哥的衣服相亲”，那其实是李睿珺的小姨，老四生活中的妻子。

　　即便是“外来演员”海清，她为了精准地呈现贵英的状态，也在李睿珺的小姨父家住了10个月，其间挨家挨户拜访村里住户，学习给羊接生、砌墙、扒拉衣服、西北农村女人的说话方式等。影片中，贵英的抖动是借鉴了村子里教她编竹子的大爷；贵英的腿是借鉴了村口小卖部姐姐的妈妈；贵英结婚时穿的红棉袄，是海清在斜对门姐姐家的蛇皮口袋里找出来的。

　　电影中浓墨重彩呈现的“去湿地采土方、盖房子”，这个情节也源自于导演在张掖本土的生活经验。张掖花墙子村在黑河边，河西走廊的灌溉水源使这里拥有大片湿地，当地农民会去那些湿地采土方，砌墙，因为这些淤泥聚集的土方很细腻，“最上面的一定带草、杂草啊、野花啊什么的，用这样的土方去砌墙，那个墙就花里胡哨的，所以叫花墙子”（引自李睿珺自述）。《隐入尘烟》很细腻地呈现了老四造房子的过程，片中有大量这样扎实、本分、源于生活经验的东西。这种沉稳使得本片流淌着一种“日光流年”般的质感，它在今天很难得，因为今天越来越少人愿意花上一两年雕琢一个乡村故事，愿意为了两个失语的人，为他们不被注意的爱情，投入到一段可能不会有任何回报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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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入尘烟》上映后，我注意到围绕这部影片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认为本片延续了“农民老好人”的叙事，女性再次成为男性叙事的配角。另一种认为这部电影具有不同于传统乡土题材作品的视角，它没有让女性的价值依附在生育和性魅力上，马有铁与曹贵英的珍贵之处并不在于他们延续了余华《活着》式的“默默承受苦难老好人”叙事，他们的爱情并不建立在物质或生育的基础上，而是基于他们相似的对于生命的热爱，对于麦芽、麦粒、燕子、雏鸡、驴等自然之物的敏感和怜惜。他们在脆弱的麦芽中看见自己，又在自己建造房屋的过程中找到具体的美好。这不是一种乌托邦的叙事，而是两个没有办法的人在艰难生命中的互相守护。

　　《隐入尘烟》无法被任何一种理论完全概括，它所塑造的人物既不符合乡土叙事的经典样板，也不符合女权主义叙事的期待，因为说到底它不是为了诠释理论才有的故事，它就是那样的，那些人就是那样的，李睿珺想拍他看到的甘肃农村，那是他朝夕相处的故乡的模样，但那种对于故乡的回望不是玫瑰色的滤镜，也不是全无反思的对于农民的歌颂。

　　影片中马有铁在干农活时对于曹贵英的抱怨、同村女性因为曹贵英的身体问题而流露出的嫌弃、乡土社会内部的算计、扯闲话的乡亲们流露出的保守观念等，无不体现出作者对于乡土社会真实性的看见。他在塑造一对相濡以沫的夫妇时，并没有避讳他们身上不完美的地方，因为那是环境赋予他们的，是他们一生无法洗刷的存在，但他们内心依然有善，他们仍会凭着纯粹的爱、关怀、善心与不忍，去做那在压抑生活中使人看到光明的事。这就是马有铁与曹贵英的可贵，他们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放弃生活的努力。

　　所以，即便《隐入尘烟》有一些商榷之处，它在整体上仍是一部令人佩服的佳作。我们容易看见经典，却吝啬对于同代人的鼓励，李睿珺是一位慢工出细活的导演，他试图为日渐失去的存在，留下电影的纪录。多年以后，《隐入尘烟》仍会有价值，它的耐心与精准，使它在电影美学之外，同时具备了社会学、知识考古学的价值。

　　它就是今年华语电影的最大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