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钊伟，制片人，编剧。伦敦大学比较文学系硕士，曾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进修。制片作品入围AFI、纽约电影节、金马奖等逾七十个国际电影节。

　　制片作品包括：

　　《小城二月》，获第70届戛纳主竞赛短片金棕榈（联合制片人）；

　　《海边升起一座悬崖》，获第75届戛纳主竞赛短片金棕榈（制片顾问）；

　　《拿摩一等》（贾樟柯、高群书、管虎、张扬、李扬监制），第26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开幕片；

　　《模范青年》（编剧/执行监制）《郊区的鸟》《不要问我什么是广场舞》等。

　　90后电影制片人张钊伟，是一个表达欲很强的采访对象。她愿意聊聊戛纳电影节短片金棕榈那些事。

　　北京时间5月29日凌晨，第75届戛纳电影节闭幕。青年导演陈剑莹凭借《海边升起一座悬崖》获得第7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短片金棕榈奖。张钊伟是这部电影的制片顾问。“我肯定是第一个告诉导演这个片子很可能会获奖的人。”张钊伟如是说。

　　2017年，邱阳执导的《小城二月》获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短片金棕榈奖，是继陈凯歌导演1993年《霸王别姬》24年之后，再次由中国导演捧得金棕榈奖杯。张钊伟是那部片子的联合制片人。

　　“戛纳短片竞赛单元的作品只有15分钟的体量，与至少90分钟的长片相比，显然给予观众的沉浸式体验不多，因此关注度也受到一定影响。但很多导演表示，长片与短片的区别只是视表达内容而定，并没有高低之分。戛纳电影节短片竞赛单元的角逐一样是非常激烈的，以今年《海边升起一座悬崖》为例，该片从来自140个国家的3507部报名作品中脱颖而出，入围9部短名单，并最终拔得头筹。”“从规格上来看，入围这个短片单元作品的创作者将享受‘高级待遇’，比如，得奖结果将和金棕榈得主一样，在闭幕典礼上揭晓；短片金棕榈和长片金棕榈奖得主同样将获得一座金棕榈奖杯，只不过，短片金棕榈的奖杯是‘迷你版’的。”这是来自同事记者的相关“扫盲”。

　　12日晚才终于与张钊伟见上面。9点多结束，暴雨如注。

　　去讲中国故事

　　然后真的让世界能看见

　　北青报：通过见面之前咱们在微信上的沟通，我的理解是你想帮助大家更多地了解以戛纳为代表的国际A类电影节，尤其对于年轻电影人，它们的重要性。告诉我你最想讲的。

　　张钊伟：我觉得中国的青年电影人，还是应该有志于走上世界舞台。要去讲中国故事，然后真的让世界能看见。

　　当然最重要的切入点，是关注自己的生命体验，找到自己真正想表达的思想和价值观。应该更多地去体验和看世界，关注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去电影节是有一些路径的。如果你真有特别想表达的东西，一定要去试。然后尽可能地去找一些业内的资源，找一些人来指点你或者帮助你。国内也有一些比较好的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要去参加，跟现在比较活跃的这些电影人玩到一起去，去交流去碰撞，吵架都行。

　　很多青年电影人可能没有资源，没有很多资金支持。但许多时候，拍短片不用多少钱，短片也一般不会赔钱，把短片成本控制在一定预算内，一旦能够参加电影节，基本都能收回投资。控制好了，有时候反倒是比院线商业片风险小。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尽可能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去把自己的想法、思考呈现出来。一定要讲，一定要拍。年轻电影人要用所有自己的能力，动用自己的亲人朋友去给自己帮忙。像今年去戛纳电影节的中国导演李家和，他的《地儿》拿了电影基石单元二等奖，其实他就花5000块钱拍的。

　　迈出第一步是很重要的，还是要勇敢地去尝试。一旦有一些作品出来，你再多去寻找一些业内人的支持。其实业内一些很专业的人士他愿意帮人的，像很多电影圈的前辈，都有一直在默默地扶持和帮助青年电影人。我在北京电影学院也进修过导演，电影学院的校训就是“薪火传承”，无非就是说你做出来一定成绩，或者说你有一定的资源和能力后，要去帮别人，那中国电影才有可能好起来。你把你的生命体验讲了，你后面还有下一代人比你更年轻的人，你也希望他们能走出去，因为你不希望中国这么庞大的土地上这么多人，他们的故事就这样断了，不希望中国故事就我们自娱自乐，然后没有任何外人在意。

　　要做到这一点，除了电影人要努力，我也确实希望有关部门能给电影人更多一些支持，比如要有一些培养体系。当然可能电影学院，或者很多青年电影人的培养计划会去做这方面的工作，但它们某种程度上可能也会有一些受限。所以还是希望有关部门尽可能多地关注青年电影人，能给更多空间和扶持。

　　要让不同的声音出来，然后要有多元化的表达和多元化的环境氛围。中国这么大，大家想的也不一样。有一些创作者他就是灰暗、就是愤怒，有的电影人他可能就是文艺或者淡淡的，有的可能就是乐观，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还是要做。

　　我们这里说的，其实主要是“作者电影”。它们不是什么都没表达的实验片，它还是有剧情的、有故事的，只不过它没有以纯粹取悦电影院观众为目的去设计故事，它更多还是有作者的自我表达，以及放进了作者的个体生命体验。这样的作者电影，我们在现在的表达当中可能倾向于把它叫文艺片。文艺片完全就是那种什么也没有，或者就是在那唧唧歪歪、无病呻吟一下的吗？肯定不是的，我们还是在讲故事。只是它可能有更多的作者的思想在里面进行传达。也不是说文艺片就不好看，也有很多文艺片是好看的。你说李安的《色，戒》是不是文艺片？其实也是。甚至在万博体育下载的话，在文艺和商业之间，其实还有一类“文艺商业片”。

　　文艺片就是要拿奖

　　有一块电影节的敲门砖

　　北青报：你跟这两部金棕榈短片的缘分是怎样的？

　　张钊伟：我跟新导演合作比较多。而《小城二月》的导演邱阳，我们俩是在戛纳认识的，到合作这片时已经认识有两年了。因为导演自己比较成熟，是比较有想法、有才华的一个人，所以具体很多事我也没太管，当时就是帮忙找了点钱，还有后面去电影节宣传这些方面的事。

　　北青报：做制片人这个职业，它为什么吸引你？可能你得从制片人都做什么来给我普及。

　　张钊伟：制片人首先你要有内容判断能力。我就讲文艺片制片人，但是商业片制片人其实也是大差不差的，都是这个路子。先是你要对这个内容有一个判断，它行不行？它的价值观是不是跟世界接轨？因为文艺片你就是要拿奖，你一个大量发行的前提就是你要有一块电影节的敲门砖。尤其是像我主要可能只对做A类电影节的片子感兴趣，A类就这么十几个。我拿到一个项目，肯定要先判断它有没有冲奖的潜质。这就涉及到你看世界的方式，你所有的世界观转化成你的认知都会投射在这个片子里边。首先对国际上这些片子的类型以及水准，你要有一个认知和判断，尤其是对可能更先锋更艺术，包括更前沿的电影理念和电影观要有一定的认知。

　　然后你要对这个团队做一个判断，尤其是导演。我一般合作的导演都是我认为比较有才华、有思想的，然后大家能聊得来、价值观还比较相近的，我才会考虑去做这事儿。接下来就是融资，你要去找钱。制片人要有做预算、搭班底的能力，整个主创团队你要能搭起来，摄影、灯光、录音、美术，所有你能想到的，你跟这些人肯定是要有联系，你要知道什么样的人适合你这个片子，你要有这个能力去搭建起一个符合这个片子调性的班底。

　　还有就是说服一些艺术家一起来做这个片子。因为像我们小成本的片子，很多时候有些艺术家是免费来的，基本不拿钱或者少拿钱来做的。他觉得这个片子就是值得去花时间去做，真有。所以我们会合作一些像这样的人，把他们班子搭起来，完了之后去融资。

　　另外就是说制作完成，你得盯着整个一套东西去把它制作完成。中间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甚至得去协调地方关系。像我拍《拿摩一等》，因为我们有十几个出品方、赞助方，包括当地关系，所有的都得去打交道，你得穿梭在他们之间去说服他们为什么这个片子值得投资。

　　这个时候制片人在里面最关键的点，其实也是看到对方想要什么，出品方、赞助方他想要什么。合作是讲双赢的，制片人是需要找到那个购买理由，去说服这些人来投你、相信你、支持你。要想出一个理由对方是需要我的，而这个理由是考验制片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

　　调动所有资源去把这个事情制作完成之后，你就要开始对这个片子进行发行。像文艺片的话，一般来讲制作完成之后就要去联系电影节选片人、艺术总监、主席。先给他们看初剪，最好能问到他们的意见。不过一般来讲，大电影节的艺术总监、主席，对外一般不会告诉你他的意见，毕竟它是一个公开的选拔，但可能会表达他们喜欢不喜欢，这时候好的制片人一般就要和他们去交流，判断他们的意见。电影节也是有自己品牌调性的，判断了他们的品牌调性，就要动用策略，也是一句话的购买理由去说服别人，这个片子它好的点在哪儿。

　　电影是一扇门

　　你还是在传递一点东西

　　北青报：《海边升起一座悬崖》是讲什么的？

　　张钊伟：故事发生在一个末日小镇，姚安娜演的这个女孩和她的家人要离开，她去跟三个生命中比较重要的朋友道别，一个告别之旅。故事非常简单，但拍得非常有诗意。导演很擅长做气氛和发现诗意、营造诗意。看过初剪后，我建议把她擅长的那些诗意的部分放大，把在拍摄过程中的一些没考虑周全的地方隐藏掉。后来剪出来一版就比较满意，看完我觉得完全是另外一个片子，我第一时间跟导演说这片子可能能拿奖。

　　北青报：那你是怎么判断它的？

　　张钊伟：我觉得这个片子一定程度上关照了新冠肆虐世界大背景下，人类的一些共同情感。

　　北青报：电影节会在意这些是吗？

　　张钊伟：因为戛纳还是会更关注全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它会更关照现实。我这个预言，完全出于对这个电影节，或者对世界的一种认知。我觉得制片人最重要的一点，你看到这个电影，你判断它会适合什么样的电影节，以及它有没有得奖的机会。这个判断能力是比较重要的，它其实融汇了你所有的人生经历在里面，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你对电影的认知，你对电影节的认知。

　　其实“三大”电影节在选片策略上都会关照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一旦做到顶尖的电影节，它必须关照，必须引领。因为电影虽说是“造梦”，但它是无法脱离创作者的生命体验的。创作者的生命体验非常强烈地表现到电影里，一定是会比较吸引人的。

　　像戛纳今年的金眼睛奖评审团特别奖给了《马里乌波尔Ⅱ》，是一个立陶宛导演在乌克兰战场上拍的一些素材画面。最后在他不幸被俘身亡后，他的妻子带着素材拷贝逃出了乌克兰，后来跟另外一个剪辑师把这个片子剪成了。这个片拿评审团特别奖还引起很多争议，很多看了这个片的人觉得很失望，觉得剪得不够好，因为他可能素材也没拍太多，可能完成度也有很多人不太满意，觉得在吃导演“人血馒头”。

　　但实际上你要想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他用生命拍了这部片子，他的生命体验是不是融进了这部片子里？他是不是在这个片子里留下了他个体的印记？这个故事难道不动人吗？你也可以说这个是更打动评委的东西，他们可能是考虑导演不在了，就像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去柏林也拿了奖一样，大家也有争议，说是不是因为导演自杀了，然后才给他这个奖。

　　我一直说导演去拍个电影，他是需要非常真诚、非常真挚地把自己扒开拿给观众看，明眼人一定是能看到的。他放到那些电影节是找知己去的，很多人看到了导演自己的生命体验、自己所有价值观的呈现、他真挚的内心，这样的东西肯定打动人。拿奖只是说我给了他一个勋章，有一个认可。拿奖也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的生命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这种跨时空的传达，就一个导演都不在了，然后还能用他的作品去传递给观众一些东西、一些价值观，即便他在拍战争，他也在传达一种对和平的向往，这东西本身是动人的。

　　所以电影有的时候像一扇门，你还是在传递一点东西。

　　同等条件下

　　中国电影人是竞争得过别人的

　　北青报：“这届戛纳，中国导演的成绩都来自于短片：陈剑莹执导、姚安娜主演的《海边升起一座悬崖》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短片金棕榈奖——华语片因此连续两年摘得该奖（去年是中国香港导演唐艺执导的短片《天下乌鸦》）；黄树立执导的短片《当我望向你的时候》获得今年戛纳酷儿棕榈最佳短片；中国导演李家和的《地儿》获得电影基石单元二等奖，本片成本仅5000元；郭容非正在制作的新片《红姐》在第75届戛纳电影节基石单元驻地计划中获奖。

　　“回望中国短片征战戛纳短片竞赛单元的历程，‘命中率’也算不低：2014年，黄然执导的抽象艺术短片《对荣耀的管理》入围了第67届戛纳电影节短片竞赛单元，这是自1965年以来中国电影短片首次入围该奖项；2017年，青年导演邱阳凭借《小城二月》在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获得短片金棕榈奖，这是继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后，中国电影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的第二座金棕榈奖；2018年，魏书钧执导的《延边少年》入围了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短片竞赛单元并获‘特别提及奖’；2021年，中国香港导演唐艺执导的短片《天下乌鸦》再次获得了短片金棕榈奖。今年，《海边升起一座悬崖》又把短片金棕榈揽入怀中。”

　　这是来自我同事今年的报道。读下来的感觉是，不知不觉之中，中国的短片已经这么厉害了？

　　张钊伟：因为短片它还有一点路径可以出去。我认为在同等条件下去竞争，中国电影人是竞争得过别人的。因为中国人本身就很多，有才华的人，那一定是有一些的。其实很多拍文艺片的，在中国境况是不好的。他没有钱开机，或者没有资源，非常非常困难。

　　北青报：那像你们的片子不还是在拍吗？

　　张钊伟：像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机会，许多情况下，你还得有一些履历，别人才能相信你，来投钱支持你。

　　其实中国电影人中还是有很多有理想的人，你无非还是不想在世界影坛消失嘛。你是一个中国电影人，还是想呈现给世界一点东西。所谓“要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那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啊，中国这些商业片能被世界认知的还是少数。

　　为什么做电影？因为电影是最直观的，你是哪国人都不重要，我把视觉符号、声音放在你面前了，这一扇门是更好推开的。这个传达、这种工具、这种价值观是最容易打通人与人之间壁垒的，是最容易触及到世界不同角落的，那要有人做这种事情，对吧？如果中国全是拍商业片的人，你会发现我们慢慢跟世界完全没有关系了。

　　我觉得有一些人还在坚持做这个非常小众、实际上在中国已经生存空间比较狭小的事情，本身其实就是在讲中国故事。因为我们身上的故事就代表中国故事；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在中国生活了20年以上的时间。所以其实还是比较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出台更多的政策去扶持这些年轻电影人。否则后面的中国故事由谁来讲呢？我们身上是有中国文化符号的，我们在很努力地做这件事情。但是在主流语境里我们好像消失了一样，这是不利于文化生态的。

　　我是学比较文学的，我知道中国文学有非常多很好的东西，它们完全没有被国外认知。这个里边是有巨大的翻译成本的，不是说纸面的翻译成本，而是说价值观的嫁接上，它是有巨大的翻译成本的。有没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有的。

　　你比如说我的毕业论文跟《金瓶梅》有关，是老舍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书的时候，和一个英国人翻译的。那我就发现其实他这个翻译也没有得到多少认知，我的导师们完全不知道我在写什么东西。因为大家文化太不一样了，他们都已经算是世界顶级的了，动不动就会6国语言，是对世界文学都非常精通的人，但他们对中国文化几乎一无所知。那这些东西要谁来做呢？真的不需要一些像我们这样的使者、充当桥梁的人吗？

　　就中国电影来说，没有在这些重要的国际舞台上去展露自己，你就没有机会把中国故事讲给别人听。所以电影人算是窗口吧。未来还是希望有前赴后继的中国年轻电影人能够把一代又一代的故事讲好。中国在发生什么，得让人知道，对吧？

　　采写/本报记者吴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