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立在寻子路上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张晶晶文受访者供图

　　孩子找回来家已经碎了

　　“比起没找到时，心里的担子轻了很多，但也实在不好受，心被伤透了，家也被毁了。”福建的林立（化名）丢失孩子21年，找到时儿子已经23岁。“找孩子找了半辈子，找到一无所有，找到孩子之后，家已经碎了。”

　　1998年10月9日，2岁的坡仔在爸妈做生意的摊位旁和一群孩子玩耍时被拐走。林立后来找到孩子后才了解到，坡仔被人贩子带走一周后就被卖到了福建莆田。

　　寻子的第21年，林立在家里拿不出一分钱的时候，身体突然垮了。2019年，林立患上肾炎、肺部感染，并发症让她躺在床上手机都拿不起来，站起来必须有人搀扶，丈夫关了云南的生意铺子，带她回老家借钱过日子。大儿子的身体也不好，这个家已经支离破碎。

　　这时，儿子坡仔有消息了。这个被拐卖到莆田一个残疾人家庭的孩子，过了20年的苦日子。林立说起时，心痛得哭出来，“都不是人过的日子，有些孩子被拐卖了也能快乐长大，不幸的孩子过得像要饭一样，不仅仅是金钱的匮乏，更多的是生活的苦。”

　　坡仔是主动进行DNA比对找到家的。他的养父由于残疾只能做一些苦力工作，小小的坡仔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在家要干农活，养父买了他之后，几年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如今已经十六七岁。

　　坡仔认亲后在林立的家里住了几个月又去福州打工了。他很内向，不大愿意和父母有过多的感情交流，更没有说自己的经历，只告诉他们过得很苦。林立也没有阻止坡仔继续和养父母联系，“毕竟一起生活二十多年，是有感情的，真的不来往就是没有良心了。”

　　回归不是一时的是长期抉择和情感重建的过程

　　寻亲公益组织的志愿者见过太多寻亲成功后却状况百出的案例，根据媒体公开报道，被拐走的孩子在找到亲生父母后，有的丢给亲生父母一句“告诉他们以后看好自己的孩子”，然后扭头走了；有的染上了毒瘾，于是没有被原生家庭的父母接纳；有的在DNA比对成功时正在监狱服刑；有的孩子刚找到，发现亲生父亲或者母亲已跳楼自杀。

　　长期以来从地理学视角关注拐卖儿童犯罪现象、获得多个科研奖项、现就职于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李钢教授，通过对被拐儿童的深入了解，发现儿童被拐对原生家庭的影响最大，给原生家庭造成了巨大打击，家庭结构和家庭成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李钢所接触的寻亲案例中，许多父母提到“找到小孩的时候，其实才是真正失去小孩的时候”。找到了小孩，看到了这个人，才发现巨大的裂缝在那里，而父子母子之间的情感联接其实已经失去。

　　李钢团队也注意到，良好型的收养家庭可以抚慰心理创伤，恶劣型收养家庭会加剧被拐儿童的心理伤害。

　　一般来说，接受了养父母的照顾和关爱，获得了良好教育的被拐儿童，对养父母家心存感激，性格也较为乐观开朗；相反，在养父母家无法获得基本关爱、受保护、发展与参与权利的孩子，对生活兴致不高，更加渴望寻找亲生父母，回归到原生家庭之中。

　　李钢说，被拐儿童认亲后回归融入原生家庭是个很庞大很复杂的问题，需要“因人制宜”，全面考量被拐时长和个体差异，区分认亲时是未成年人还是成年人，区分被拐儿童主动寻亲还是被动得知真相等等不同情形。

　　同时，成年后的被拐儿童，与父母辈的家庭联接已经没有那么紧密，他们可能自己也已经有家庭，这时的回归可能涉及三个或者多个家庭，“回归”对他们来说，不是物理空间上的回归，而是情感的回归。

　　李钢认为，回归和接受原生家庭，其实并不是一个“过了这村没这店”的单项选择题，而是一个长期的情感重建的过程。“这一刻不愿意回归，但两三年、十年以后却不一定不愿意回归。所以，需要多给他们一点时间。”

　　“大多被拐的小孩其实很难平衡亲生父母和养父母家庭之间关系，他们对此更多是选择回避的态度。不过，正如上面所说，回归不是一时的，而是长期抉择和情感重建的过程。”

　　因诉讼时效等问题严厉惩戒买方的拐卖案并不多见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李钢着重强调，原生父母是需要法律帮助的。这里面既包括对人贩子，也可能包括对收买方的刑事和民事追责。

　　“比如近期‘梅姨案’受害人申军良夫妇等来了儿子申聪被拐案的终审判决，其部分民事赔偿得到法院的支持（获赔39.5万元）。虽然数额与其预期相去甚远，但被拐儿童家庭得到民事赔偿，却是拐卖案件审理上的一座里程碑。”

　　在对于买方的约束层面，刑法第241条第1款规定，“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李钢解释说，这一法律条款已经明确，无论是否出于抚养的目的，收买被拐卖儿童的行为均已触犯刑法，如果对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解救的，在量刑上是可以从轻处罚的。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废除了拐卖犯罪中收买方免除刑罚条款，规定“买方一律入刑”。

　　“但是在法律实施过程中，由于诉讼时效等问题，对于买方家庭进行严厉惩戒的案件并不多见。”

　　“打拐律师”张志伟曾表示，刑事追诉时效最长20年，这是寻亲家庭追责最大的障碍。寻亲父母想要追究拐卖或拐骗儿童行为的法律责任，通常有两个渠道：刑事与民事。刑事诉讼由公安机关侦办，检察院提起公诉。但由于公诉权并不掌握在亲人手中，从行政层面来看，家长和受害人唯一可做的就是向公安、检察机关提出追责要求，公开呼吁或者通过投诉、行政复议等方式推动案件进展。

　　李钢认为，针对买家的法律惩罚涉及法理和情理的纠葛问题。“从原生父母的角度看，许多被拐儿童对养父母的感情比较深厚，这使亲生父母在对买家进行法律诉讼时比较为难，怕伤害小孩的感情。从被拐儿童的角度看，对买家的大力惩罚，有可能也会让他们在寻亲认亲时比较有顾虑，不愿意主动寻亲和积极配合。如何处理拐卖犯罪中买家的犯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