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每个生产队都有牛屋。因为门上挂有棉帘，室内有火盆或煤火台，冬天的牛屋里很是温暖。牛屋里，因为总有人扎堆儿说“瞎话儿”，大人孩子都喜欢往牛屋里钻。

　　我们村的牛屋紧挨着生产队的打麦场。它是三间草房，房子中间没有界墙，只有两根木头过梁。屋两头儿各支着两个石头牛槽，每个石槽后是一犋（两头）牛，牛屋里共有四犋牛。我记得那时候，一个“牛把式”管一犋牛。他们在给牛添草添料的同时，也常常会随着来闲逛的人们在这里谈天说地。

　　冬天的夜晚天黑得早，晚饭后人们就三三两两来到了牛屋。那时候没啥娱乐项目，也只有聚集在牛屋里瞎侃才热闹。一到冬天，牛屋里的火就没有熄过。有的年份，牛屋正中是用土坯盘个大煤火，煤火台上摊着湿煤饼，不时会有人将烤干的煤饼夹成块丢进火膛里，瞬间，黄红夹杂着紫蓝的火焰就会从膛里蹿出一尺多高。有的年份，牛屋中间会是一个火盆，燃烧的是树疙瘩，树疙瘩快燃尽时人们就向火上添柴。牛屋没有装门，夏天大敞着，冬天挂着厚实的棉帘。掀开棉帘，暖烘烘的气息扑面而来。在外面缩脖抄手的人们，进得屋来，气畅眉展，马上来了精神。

　　牛屋里两条板凳，坐不了几个人，于是有人捡块砖头，有人搬块坯头，有人挪动一下树轱辘，都能坐人。有人坐着，有人蹲着，有人立着。有的人始终不离火，好像特别怕冷的样子。比如水哥，一冬棉衣不系扣，用根布条扎在腰间，总是吸溜着清水鼻涕。水哥烤火的动作也特别投入，手指伸直，然后两个大拇指相互勾起来，再用双臂带动身子扑向火堆。这时候，别人总是埋怨他把火扑严实了。有的人一进屋，就脱下雪雨中踏湿的鞋子，抽出鞋垫在火上烘烤。垫牛圈的麦糠和着牛粪尿发酵的味道，吸食烟草的味道，烤臭鞋垫的味道，人畜呼吸的味道，几种不同的味道，在牛屋里弥漫，增加了牛屋里的温度，这些混合在一起的味道，也说不清是什么味道，给人的感觉就是牛屋里的味道。

　　也不知道是这种味道的诱惑还是环境氛围的感染，村民们早就习以为常，没觉得牛屋里的气味不好闻。而没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则可能会避之不及。

　　大人的心事摸不透，小孩儿在牛屋里多待一会儿就是等着听“瞎话儿”，也就是城里人说的讲故事。牛屋就是“瞎话儿”场，不论是听来的故事，还是自编的故事，有人喜欢讲，有人乐意听，夜晚的牛屋自然是欢声笑语。

　　生产队里文化水平高的人不多，因而大家讲的多是鬼故事。有人说是自己亲自经历的事，有人说是他亲戚遇到的事，他们这样讲无非是想增加故事的可信度。小孩们听得毛骨悚然，汗毛直立，想听，越听越害怕，想走，腿软得迈不开步。

　　掌哥是个牛把式，喂牛有经验，“瞎话儿”也讲得最好。

　　听掌哥讲过朱元璋的故事，他说朱元璋由一个放牛娃成为一个大皇帝，真是了不起啊。想必他们都是养牛的，感情格外深吧，说起朱元璋总是赞不绝口。掌哥大字不识一个，他讲的“瞎话儿”都是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记性好，再加上发挥就成了他的故事。

　　讲者和听者因为没有舞台间隔，既能互动，又不断转换角色，其乐融融，说者自痴，听者自迷。市井草根，通俗自然，质朴传神。这种最原始、最朴素的口头文化，以一种最世俗的方式，走过风雨，跨越千年，生生不息。

　　有一年的冬天，不知生产队的牛屋怎么着火了，烧死了几头牛，这可真是要了掌哥的命。虽然也没有说是他的原因，可他还是深深地自责。那一段时间，他就像掉了魂一样，整天无精打采的。生产队将牛肉分了，可他尝也不尝，每当看到人家吃肉，他就掉眼泪。那个时候，我们尚不明事理，不知道烧死了牛是生产队的重大灾难，只知道牛肉好吃。当我们欢天喜地吃着牛肉打闹时，掌哥冲着我们大吼。现在想来，他是见人吃他心爱的牛的肉心里烦呢！那个事件之后，他大病一场。当我们缠着让他讲“瞎话儿”时，他说，我老了，没力气给你们讲“瞎话儿”了。

　　冬天，想起了温暖的牛屋，和一屋子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