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刚

　　小时候，乡村物资贫乏，精神生活也贫乏，谁家生孩子、办喜事儿，会请一场戏、放一场电影庆贺。有时，生产队会请来说书人说几场书，让大家伙儿享受享受，过过听书的瘾。

　　夏天的傍晚，有时还没有吃完饭，听着“咚咚咚”的擂鼓一敲，我就饭碗一推，急忙朝响鼓的地方冲去。好多年了，唱书场地都设在老马家门前的稻场上。老马老两口乐善好施，不拘小节，生产队每有较为重大的公共活动往往都安排在他家。

　　月光如昼，场院里人头攒动，嘁嘁喳喳，喝茶的喝茶，嗑瓜子的嗑瓜子，自带坐具，摇着芭蕉扇，闲拉家常，正在人们乱哄哄之际，突然擂鼓一响，全场顿时鸦雀无声，整襟、肃容、端坐、凝听，鼓声如雨点般敲过一通后，只听唱书人金口一开，登时如磁石吸铁，开场白先出来了——

　　列位书友，各位君家，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亲戚朋友两边站，古来英雄爱好汉。常言道，说书不说帽，死了变老道；说书不说头，死了变老牛。今天我为大家诌一段呀诌一段：要说诌，尽说诌，大年初一立了秋，十冬腊月发大水，冲了满地高粱头，一个高粱头打八石，一个高粱秆盖了九十九座大高楼，剩下高粱秆没处放，咔嚓咔嚓做了九十九个大车轴，九十九个大车轴套上九十九个大马猴，拉着九十九座大高楼，坐上九十九个秃丫头……

　　上面这些让人发笑的引言在唱书里面叫“书帽子”。书帽子各式各样，多插科打诨、诙谐幽默、引人捧腹大笑。书帽子过后，唱书才正式开始，唱书先生说着唱着，手不停打着呱嗒板，敲着鼓，说到关键处就语速放慢、击鼓重锤，引人注意，整个书场静得掉一个硬币都能听见，听书人的心全跟着书的内容一块走了，以至于连上厕所都忘了。

　　我小时候听的多是一个叫“张瞎子”唱的书。他唱书不惜体力，有时嗓子实在受不了了，正赶唱到关键处，才像其他说书人一样：“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这时只见他呷了几口茶，东家老马递上烟，点着火，吸了一会儿烟，其他人趁机办事，行个方便。约莫20来分钟，他嗓子润透了，又接着上回书唱。

　　唱书人多是身体有残疾或有缺陷者，要想在社会上混口饭吃，没有一点硬功夫是不行的。所以他们寻师拜师，口口相传，勤学苦练，凭着坚忍的意志和惊人的记忆力记住了几部甚至十几部书，练出了绝活，以至于在一个地方能唱个仨月俩月内容不重样。然后由像老马这样有威望的组织人出头，挨家挨户，你一碗米他一瓢面的凑点粮食给唱书人养家糊口，艰难度日。

　　冬闲时，黑夜长，人们不瞌睡，又请“张瞎子”来唱大鼓书。这回不在场院子里，而是挪到老马屋里来了，整个屋子里的人里三层外三层，粗捻子的煤油灯结了灯花，一亮一闪，听书人的心情也跟着剧情一起一伏。

　　后来我到大队办的学校上学了，那时又兴起了听书热。每天晚上放学，一口气跑到大伯家，听他家收音机里的评书，说评书的是大名鼎鼎的刘兰芳，她讲的《杨家将》《岳飞传》真叫一个精彩。全凭一张嘴，能说出不同人物的语言、语气，声音高亢、纯净、抑扬顿挫，制造的一个个悬念一次次撩起我们的听书欲望。好长一段时间里，我的脑海里都充盈着那几部评书的故事情节，茶饭全然不思，三月不知肉味确实不是夸张。

　　“张瞎子”唱的大鼓书虽没有刘兰芳的评书大气，但他启蒙我们的心智，教给了我们辨别善恶美丑、真假是非的观念，培养了我们最朴素最美好的情感，他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文化使者的重要角色。唱书人居无定所，肩背大鼓，游走四方，栉风沐雨。

　　喧嚣的白天过去了，阒寂的夜晚，真想再听一回大鼓书。